在安陆，两个想要逃离的女人｜三明治

今天的作者选择书写一位生活在县城的女人。这个人物是那么常见，看似没有太多大起大落，以至于当做着要去把握这个那个故事的骨骼时更需要功力。两代人，两个没有血缘联系的女性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交织在一起，这个故事里诚恳地展现了她们如何互相影响，互相支撑，共同抵抗。正如费兰特在《碎片》里说：“女性力量不来自于你个人，也不会来自于单个女性的成功，而是一种女性力量的汇流。”

文｜大满

编辑｜万千

舒靖是我三嫂，大伯家的三媳妇。我很少见到她，虽然我家离她们家就10分钟步行距离。她不爱串门，在家的大部分时间也总把自己关在楼上。

在安陆这座县城，15岁的女孩儿渴望自己像女人，30岁的女人会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女人。舒靖来我家时，我刚满15，念高一，但她多大，我不清楚。总之，她不符合这里女人的标准，也不符合我们家选媳妇的标准，她像个话少的孩子。腼腆，冷漠。

那时的我，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考上大学，对前途，我只有幻想，没有任何切实的行动。

按时上课、按时放学，这是我对自己仅有的要求，明天，是个无限循环的小数，仅存于油墨试卷里。枯燥，乏味。没有人在意这样的状态。读书，对于家人来说，是另一个世界的事。他们很忙，忙着在菜市场里做生意，忙着应对顾客的讨价还价，菜市场，是他们生活的中心。日复一日。

府东街的菜市场，每个摊位支撑一个家，他们有着各自的气味。隔壁卖干货的女人，屁股大，脸很黑，每个步伐，都牵动起米酒和香料的发酵味。男人们在背后作呕，说她身上“味儿重”，“她家男人晚上睡觉可怎么受得了？”言语的间隙，你总能看到他们挤眉弄眼，目光投射的地方就是她围裙后遮盖不住的屁股。女人的儿子是我小学同学，他决定继承家业，跟着爸爸学手艺。我知道，以后，她儿子的身上会继承那种味道，那种令男人作呕的味道，不知道将来会不会令女人也作呕。

卖鱼的，无论走到哪，手上都挂着几颗没清理干净的鱼鳞。他们家的孩子被丢在老家，成为了留守儿童。卖猪肉的男人，夏天喜欢打着赤膊，砍刀挥起的时刻，胸前的汗水滴落，但没人听到，刀落的声音如同闷雷，汗水被砍进肉里，变成美味。他的儿子早已经辍学，拿着砍刀，夜里游街，后来，被人砍了。

卖豆腐的那家人是个例外。他们皮肤白，像自己家刚揭盖的豆腐，冬天里也能冒着白烟，这个菜市场里，他们的摊位看起来最干净简洁，走近它时，只有豆香飘荡。一家人常常一起出现在摊位前，爸爸兜售，妈妈收钱，儿子在摊位后写作业，偶尔过来帮忙牵塑料袋。他们有说有笑。聪明和智慧，宛如黄豆，需要简洁干净的环境，才能被熬煮成功。所以，卖豆腐家的儿子和其它孩子不一样，整个菜市场都会谈到他。他是个天才，提前被武汉的华师一附中录取，据说还会拥有被保送到清华的资格。那一定是他生对了环境。

我那时常想，如果我家是卖豆腐的，那我可能就会是那个被华师一附中选中的人，或者，如果我的爸妈是卖豆腐的那对夫妻，那我也可能会被保送到清华。可惜，我家是卖白条鸡的，味道，是鸡粪的臭和鸡内脏的腥。而我们浑然不觉。听说，鼻子是有适应性的，自身的气味，永远是嗅觉的盲区。

而舒靖和这些人都不一样。她一头短发，从不穿高跟鞋，没有随手背的包包，走到哪儿都空着双手，最多，也就是揣着一本书。任何人和她说话，她都会看着对方的双眼，表示倾听，她会微笑，笑得灿烂，丝毫不敷衍。她说话的语速不急不缓，大多会用平声，绝不会像我家人那样，用急促的降调声调，来施号命令，宣泄愤怒。即使这是方言既得的优势，她也不会用。对了，她还会说谢谢，对身边任何人的一个帮助，她都会用“谢谢”来回复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。在我们家，“谢谢”，是几乎不存在的词汇。

当时的我认为，她一定是读过大学的，而且，是那种很好的大学。我在她面前变得胆小，谨慎，因为她是如此不合时宜。

她结婚那天，在她住的楼上，笑得灿烂。我看到梅子一样的红袖子，红唇，红色的脸。我妈将我拽到她身前，让我说几句好听的，让她给个大红包。我伸不出嘴，来不及感到尴尬，红包已经塞过来了，鼓鼓囊囊的，还有一本书，李娟的《我的阿勒泰》。“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，要好好读书哦，考个好大学。”

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一定由我身上的味道决定。我猜想，舒靖原生家庭里的味道，一定拥有那种豆香。

后来，我真去大学了，是个二本师范院校。家里人开心，因为我是家族第一个大学生。我有6个堂哥，没一个能上得了大学，我得意，比起家里那些趾高气昂的男人们，我厉害得多。但马上，我为此感到羞耻，二本，这个不上不下的标签，让人尴尬。来自城市的脸庞覆盖在大学的每个角落，我矮小、懦弱、丑陋，也学会了用善良去讨好。我开始想念安陆，在那个县城，太白大道上，三中、二中、一中，三所中学依次排开，像个等差数列，我骑着摩托飞驰而过，在知识的殿堂口，完成我的升级打怪。拐个弯，再从家门口穿街走巷，来到府东街菜市场，我爸妈的驻扎地，我成长的地方。我妈甩给我一包宰好的白皮鸡，让我送到天桥附近的餐馆里，我载上它们，黑色的塑料袋藏不住白花花的鸡腿肉，它们的爪子伸出来，直挺挺地，迎着风，挠着我的裤腿。

舒靖羡慕我，羡慕我能有个称为大学的地方读书，羡慕我能游离于这县城之外，游走在家庭边缘，随时都可以逃。她让我好好读书，以后去远点的地方。

我不懂她为何让我走远点，她不就在家过得很好吗？大学让我膈应，但也让我感受到陌生的自由。至少，这里的人会说谢谢，我想。

我的确很少回家。我选了新闻专业，做采访，出报纸，编杂志，逃课，去玩。很快就适应了城市人的生活。偶尔，我才回家一次，为了显摆我在学校的文明生活，我把自己在学校做的报纸杂志带一些回家，我妈会拿它们来垫桌子，我无所谓，反正写的是什么，他们也看不懂，只要让他们知道，我在学校里做一些事，那些事和他们在菜市场卖白条鸡不一样，就行了。但我发现，最终那些报纸和杂志莫名其妙会到舒靖的家里，被叠得整整齐齐，出现在她放书的柜子里。我惊诧，她在看我写的东西？

我始终对舒靖充满好奇。一次偶然，我爬到楼上她住的地方，偷看了几页她的日记，我看到一场战争。

女儿在泥巴地上打滚，嘶声力竭，母亲在门口的稻场上扫鸡粪，旁若无人。

那是她唯一一场被人看到的抗争，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激烈而暴动，充斥着泪水和谩骂。争取的是读书的权力。但这场挣扎只为她争取到了高中的读书权，念完高中，舒靖依旧不得不去往南方打工，偿还读高中欠下的学费。“抗争没有意义，一切都回到了原点。我只想逃离。” 那样的句子，在我的心里回荡。

事实就是：舒靖没有读过大学。她在婚礼上笑得那么开心，是因为她得意于自己逃离了一个家庭。

我坐在高中教室的第一排，讲台上的老头挥着粉笔，写下那些计算星球距离的公式，我感到懊恼，算好了星球的距离，是不是就能离开这里？即使离开了，又怎样？像舒靖一样，逃到另一个家庭？脑海里不断蹦出舒靖日记里的画面：一个15岁的女孩，8、9月的伏天，打着赤脚，走了十几里的山路去讨债，泪痕满面，为了读书。我不懂读书对舒靖意味着什么。对我来说，它是黑板上粉笔掸下的灰，最终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泡沫。

从大学匆匆地回家，匆匆地离去，曾经对她的好奇已经被抛到风里，无影无踪。只是偶尔，经过大伯家，看到了她的脸，不再微笑，和她打招呼，她也只是简单地“嗯”一声，不再看着我，也不会多问我一句关于大学的生活。大多数时候，她都沉着面庞，独自一人关在楼上。

“舒靖怎么还没到？要开饭了。”

“管她干嘛？她在家又不是没饭吃。”三哥会搪塞。

话语总会变成空气，传到舒靖的耳朵里，但她保持沉默。

结婚快三年了，舒靖的肚子没有一点消息。

大伯大妈旁敲侧击，问她身体还好吗？她笑着回答，还好。这微笑已经不是我初次见到她时的那种，更像是她的战术，永远不会得罪人。那天，三哥在楼下站着，嘴里骂骂咧咧，“妈个逼，不知道有啥用？一天到晚，只晓得窝在屋子里看书写字。”咬牙切齿。我上楼，舒靖靠在床边，头发凌乱，脸被泪水糊成粥，看到我来，她慌忙抹干眼泪，让我骑摩托带她出去转转，去哪儿，她没说，她只想离开。

一路上，她把头埋进帽子里，反光镜里找不到她的脸。

“我真怕他半夜起来捅我一刀。”她的声音如闷雷，风很大，摩托车的声音被吞下。

我怪她太懦弱，“你应该骂回去，谁打你，你就打谁。”我痛恨。

“没用的，一切抗争都会回到原点。”还是她日记本里那句话。

90年代初，我爸妈跟着大伯三伯两家，从随州奔到了安陆。从大山村逃离又落户小县城，这是一种集体蜕变。几家人依旧选择聚居在一起，距离越近，越有安全感，他们信仰，家族的传承和团结足以抵抗一切外来的危机。

后来，我从爸妈嘴里得知，舒靖怀孕了，身体不舒服，没办法工作了，三哥也因此从富士康辞职，回到安陆，家里几乎没有收入。三哥压力大，经常对她发脾气，打没打她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那天，在摩托车上，她的泪水淹没了整张脸。

终于等到她生了个儿子。孩子刚满月，舒靖就想去工作，可是被制止了，大家说，她完全不把自己孩子当回事，去工作，孩子没人喂奶。她妥协，扛到孩子断奶，才去工作。

儿子慢慢长大，可大家却发现，她儿子似乎和她一样，是个“怪胎”。家里人认为，男孩子，从小就该“野”，长大了，才“玩得开”。舒靖的儿子听话得不像正常孩子，吃饭时，他从来不会像家里其他小孩一样到处乱跑，要人追着喂；不会为了要看一部动画片而哭闹；不会为了要玩具而耍脾气。旁人用零食逗他，他会礼貌性地拒绝：“妈妈说不能吃的。”那微笑，和舒靖如出一辙。

家庭背后的碎叨，舒靖选择充耳不闻。似乎在她这里，沉默可以消解一切。

2017年，我考研失败，情面难堪，不愿回家。白天，我在房地产广告公司工作，晚上，我会去中南路的一家宾馆，二楼有一群艺考生，他们被父母送到那里，参加文化课的补习。这样的补习，明面上是不被允许的，选一个不起眼的宾馆，是最安全的做法。为他们补习的老师据说都是从华师、武大请过来的。我不清楚，我只是他们的班主任，简言之，后勤。接这份工作，主要因为这里包住，我和其中一个女学生住一间房。早上去广告公司上班前，我会挨个敲门，将他们喊醒，去早读。晚上下班回来，我会检查他们早上的背诵，偶尔，和他们聊天。

我听那些学生在校园里的风云八卦，也看到他们躲在房间里抽烟喝酒。宾馆老旧、昏暗，二楼分成两半，玻璃门的另一半，旅客来了又走，玻璃门的这边，一群孩子被锁在这里，我陪他们背书。为了前途背书。我觉得恍惚，夜里听到旁边女生沉睡的呼吸，手里还握着晚上没背会的政治材料。我不停坐起，莫名流泪。

舒靖的儿子刚上幼儿园，她决定来武汉学做点心。我决定周末去找她。

她在江汉路地铁口等我。穿了件简单的白T，不变的短发。笑得灿烂。那是武汉繁华的地段。商业街横贯，旁边是江滩，大家拿它和上海的外滩比。

出地铁口，右转，不到100米，是她住的楼。

“这地段好，房租贵吧？”我有些好奇。

“嗯，是有点，一晚上差不多要30呢。”这个价格在这片区已经很便宜了。我惊叹于她会找房子。

“哎，真的有点儿窄，我都不好意思让你来。”她有些尴尬。

推开门，我看到一屋子的人，还有一屋子的床，屋子里还有屋子。人是很多男人和很多女人，床是一层叠一层的宿舍床。每个屋子有个公用的卫生间，大家自顾自，没注意到我这个新来的。

进门右手的上铺床边晾着一条内裤，黑色蕾丝边的，里面躺着一个女人，在睡觉，头发甩到床外来了。舒靖比了个“嘘”，让我小点声，我蹑手蹑脚，跟着她贸然穿过这趟私密空间，来到了她的床铺。我嗅到了菜市场的潮湿和拥挤，也想起了香港的重庆大厦。

她的床上只有一个双肩背包，床头是一本书，床尾放着几件叠好的衣服，被子整整齐齐。

她告诉我，门口的那个女人每天夜里出去工作，早上才回来睡觉，还有些男人和女人是夫妻，他们从外地来武汉打零工，住这里，是因为可以随时来随时走。

舒靖也是，来这里学习两个月，住这样的青旅，比租房子划算。她说要给我看处好风景，拉着我就往屋子尽头跑，来到阳台，我看到了整个江滩。风把她短发吹得凌乱，舒靖看着远处，说她每天上完课回来，就会拿着台灯站这里吹风，看看书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或者，跟住在这里的其他女人聊聊天。这是来之不易的惬意，没有孩子，没有丈夫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县城里的那些嘴。

我沉默，只听到江水浩渺，撞击着对岸的房屋，它比上海外滩美百倍。

没一会儿，三哥来了电话，对着视频发脾气，怨舒靖不早点回，和之前一样，他咬牙切齿，骂骂咧咧。视频中，儿子不断哭嚎，舒靖微笑着逗弄他，全然不顾视频另一边的谩骂。

那天，她告诉我，要逃。再考一年，如果不行，就再考一年，总之，别回去。

二战，我依旧失败。但我听她的，打算不回去了，我在武汉租房，让她有空过来住，她说孩子上学了，走不开，还要工作，靠三哥一个人，家里活不下去。

她羡慕我独居武汉，到处游荡。让我去哪都记得给她拍些照片。我去香港看到了一场暴动，去广州看到了一位街头艺人，在山东的小镇看到了麋鹿在奔跑……那些照片我都发给她。她也给我发照片，她在给孩子做吃的，在教孩子写作业，在给孩子讲故事。偶尔，还有她看到书里的一些动人片段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主题，叫逃离。

我的自由被一个电话打断。

“你回来吧，弟弟每天在家哭，不愿意上学了。”我爸给我打电话。我回到家，鸡粪的味道依旧如故，只不过，我的鼻子已经能嗅出了。我看到弟弟拿着刀威胁我，我看到我妈半夜要去自杀，爸爸被病痛折腾得掉了头发。暴力在家中疯狂，我绝望，我害怕。没有一秒，我不想逃。

不久，疫情爆发，我们被封死在家。

冬天难熬，让人失去了讲述的勇气，但我们幸存着。9月，舒靖作为安陆分公司代表，前往浙江海宁参加培训，带着我送给她的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。她给我发来照片，书里是她写满的笔记。那是她结婚后第一次独自出省旅行，她很开心。

疫情已经让县城里大部分的人失了业，或者即将失业。三哥就是其中一员，之前他偶尔会帮开面粉店的姨妈搬运货物补贴家用，但自疫情爆发开始到现在，他几乎失业，已经没往家里拿一分钱了。三嫂得意，参加完这次培训，她可以涨500块钱的工资了。她说，用来给儿子买书。在安陆生活的10年里，她换过多少份工作，我不知道，工资从1000多涨到了3000多。听说培训完会涨工资，大伯大妈乐呵，夸她是几个媳妇中最能干的。

我想起她的日记，那天兴起，我问她能否借我看看，她给我回复了这样一段话：

“其实真的没啥好看的，我的妹妹。很多日常里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因为情绪的催倒，变成文字，写下来容易夸大其词，甚至记录本身我也没有那么真诚，宣泄渠道而已，爆粗口、隐忍、不甘心……都不值一看的，更不值得你浪费时间，而且我也不想负面情绪影响到你。”

现在，舒靖很忙。5点，她准时起床看书写日记，给儿子做早饭，叫儿子起床，工作，陪儿子写作业，等儿子入睡了，她继续学习工作上的技能。

她没时间想更多的事情，更没空想着去逃离。

作者后记

把这个故事送给舒靖，希望她过得更轻松。也谢谢胡闲鹤，生日快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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